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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永春人②
2015-08-18 10:35:59                来源:桃源乡讯

陈明

  陈明,1920年出生于永春县苏坑镇嵩山村。本名张沛,五岁时因家贫被卖到本县石鼓镇桃场村,更名颜金麻。六岁时随养父前往马来亚,在吉隆坡远郊乡间的一家小店,白天上学,早晚帮家里搬橡胶、扛杂货。后就读当地一所初中,著名教育家梁披云先生、林连玉先生都曾当过他的老师。在进步师长的引导下,他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36年回国,就读上海暨南大学附中高中,参加上海街头的抗日救亡游行。1937年11月,回马来亚槟榔屿,参加当地的“读书会”、“时事研究社”、“歌咏团”。

  1938年5月,他更名为陈明,瞒着养父家,辗转几千里,投奔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明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先当学员,后当教员。他歌唱得好,受到著名音乐家郑律成的专门培训,担任了中央党校俱乐部主任。1940年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由于他不谙普通话,其秘书兼翻译李铁民先生因不小心碰伤住进医院,陈明被临时请来给陈嘉庚先生当翻译。在延安,陈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的多次接见,毛泽东还把签有亲笔题字的照片送给他。1940年12月后,陈明在陕北各地打游击、上党课、办小报、搞土改,先后担任了中共固林县委宣传部长、中共延属地委委员、中共咸阳地委宣传部长等职。

  建国后,陈明任至陕西省副省长、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陕西省侨联主席、全国侨联副主席。1999年在陕西西安去世。

林天国


  林天国,谱名“述国”,1909年农历四月十四出生于永春县达埔镇洪步村一个农民家庭,其故居叫“金凤堂”。自小父母双亡,由兄长抚养。1925年,因家境贫困,林天国随一亲戚去马来西亚,在橡胶园、码头、矿山、工厂做苦工。在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工作条件极为恶劣,工资微薄,受尽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林天国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并于1938年经马来亚共产党员张志芳介绍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

  由于林天国在工人运动中不畏艰险,顽强勇敢,被英国殖民当局视为眼中钉,将他逮捕入狱,受尽折磨。工人们闻此消息,义愤填膺,纷纷组织示威抗议,英国殖民当局迫于形势,秘密判其驱逐出境,终生不得回马来西亚,并用囚车将林天国递解出境,经香港,然后于1940年7月5日转至上海。

  到达上海后,林天国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关系终于找到了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经其介绍至“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再转至苏北黄桥江南指挥部,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接待,并介绍去“抗大”学习。结业后分配在江苏省东台县税务局大中集分局任分局主任、局长等职。

  1941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根据中央“华中各地应急速成立银行,发行边币”的指示,在南方根据地组织成立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林天国也调到江淮印钞厂工作。这年夏天,日寇对苏北解放区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林天国在李人俊(新四军苏北财经部副部长、江淮银行副行长兼印钞厂厂长)和胡金魁(华光公司督导主任、江淮印钞厂副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江淮印钞厂的转移工作。不论是侦察敌情,确定转移路线,还是寻找运输工具,林天国都不避艰险,冲锋在前。他们将江淮印钞厂全体职工和器材物资自大中集撤出,迂回转战至丁家舍、裕华镇、董家仓,直至安全抵达王港、斗龙港一带海面上,人员器材无一损失,林天国在转移过程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2年4、5月间,新四军取得了反扫荡胜利,形势有所好转,上级决定印钞厂从王港海面上转移到新四军军部驻地附近的江苏阜宁县羊寨镇虹庙开工生产。林天国又在李人俊、胡金魁等领导下,亲自摸清敌情,组织一批小木船和民工,把印钞机器和原材料等物资从斗龙港海口转运至内河小木船上,在部队掩护下,穿过好几道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目的地。同年7月1日,江淮印钞厂在阜宁羊寨镇正式开工。4个月后凹版一元券抗币和凸版五角券投放市场,从经济上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1942年秋,经过一段时间的生产,印钞厂迫切需要增添器材,而印钞的主要器材和纸张、油墨,根据地是没有的,均需去上海采购,组织上决定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由已任印钞厂材料科科长的林天国去完成。经财经部长朱毅的介绍,林天国先到靖江县新港找到在同兴猪行任帐房(会计)的陈耀祖,为了便于掩护,经商量由林天国出资,由陈耀祖出面,联系地方上知名人士陈新传、赵伯虎,共筹在新港开设公记猪行,由陈新传为经理,陈耀祖为会计主任。具体经营方式就是将苏北猪只贩运上海,得款后在上海采购印钞材料,运至苏北港口——新港、八圩港、张黄港,再转入根据地。

  至1945年春,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林天国除担负印钞厂原材料的供应外,还要为华中造纸厂、化工厂提供一部分机器和原材料的供应。为此,林天国到上海,通过江淮印钞厂整券科科长孔伟的关系,与上海天潼路国华印刷厂联系上;也通过其他关系与原设在天主堂街兆丰报关行、河南路美华纸行建立了关系。同时在工作中采用各种方式向他们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因此,深得这些爱国厂商的支持和帮助。通过他们采购得大批违禁的印钞纸张、机器、油墨等物资,为新四军制作钞票铜板和票面样版,并招募印刷工人到根据地工作。通过兆丰报关行,还为新四军出境物资报关运输和在苏州河边将物资装船提供方便,想尽一切办法以便于新四军将物资偷运出市。林天国不断采购到的一批批印钞机器、大批油墨和纸张,都是由兆丰行老板丁某按新四军方面的意图去报关,同时安排好陆上运输,直到苏州河装上船。

  1947年4月,组织上调林天国去香港,继续从事采购印钞材料的工作。解放后任上海铁路局材料处采购科长、第一机械工业部机车供应处副处长、铁道部工厂总局材料处任处长等职。1963年在北京病故。

陈沫


  陈沫(1918.1~2007.10),原名颜阳良,1918年出生于石鼓镇。第二年,他的父亲因家庭贫困,携全家南渡马来亚谋生,在吉隆坡开了一间布店。1923到1933年,颜阳良在吉隆坡尊孔学校小学部、中学部读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少年时代的颜阳良曾多次参加当地华侨、华人召开的群众集会,深受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1933年夏,颜阳良回国,先后在厦门集美高中、上海暨南大学、广西桂林大学求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颜阳良亲眼看到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暨南大学的许多建筑物被炸成断垣残壁,学校的师生和周围居民纷纷倒在血泊中,上海市中心也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许多市民被炸死打伤,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这些都激起他的极大义愤。这时,他阅读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深感要抗日救亡,非找中国共产党不可。

  1938年春,颜阳良的同学中有几位归侨学生先到了陕北延安,消息传来,颜阳良深受鼓舞。同年8月,他和另外一位归侨学生罗浪(福建德化人,后为新中国开国大典军乐团总指挥、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相约一同前往陕北。为了不连累亲友,并保护自身安全,颜阳良将名字改成了“陈沫”(陈是他母亲的姓)。途中,在武汉遇到陈敏(陈日雪)从马来亚带来的8位华侨学生(其中有女侨生曾焕琛),也要奔赴陕北。于是10人结队同行,风餐露宿,向西北进发,终于到达陕甘宁边区旬邑县看花宫,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学习。

  陕北公学是中共中央为实施抗战教育、培养抗日革命干部,于1937年9月在延安创建的一所学校。1938年夏,又在旬邑县看花宫开办了分校。陕北公学的规模和影响仅次于抗日军政大学。从海外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有不少是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锻炼,而成为出色的领导干部的。

  刚进陕北公学,陈沫和其他华侨青年感到不适应。这里没有教室、课桌、椅子、黑板等起码的教学设施和设备。老百姓的打谷场,就是学校的“露天教室”;学员们席地而坐,两个膝盖就是“课桌”。寒冬腊月,两腿冻得发麻,站都站不起来;夏日炎炎,个个晒得汗流浃背,头昏脑胀。住的是旧窑洞,只有一个窗户,空气无法流通;六七个人睡在一个土炕上,又挤又闷。吃的是小米、窝窝头,蔬菜匮乏,鱼肉很难见到,有时还要挖野菜补充。这样的艰苦生活,是华侨青年从来未曾经历过的。但是大家想到自己是来抗日的,吃苦是不可避免的;看到这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无论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普通共产党员和平民百姓,都是毫无特殊地艰苦奋斗,大家也就不以为苦了。陈沫觉得:能够这样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政党,是最有资格领导人民抗日的政党,是最有希望的政治力量。

  在陕北公学,陈沫和华侨战友们还遇到一些早期回国参加革命的归侨干部,从他们身上得到启发和教育。陕北公学政治部主任、老共产党员张然和是印度尼西亚归侨,曾参加过长征。他给华侨学员做报告,讲述自己参加革命的过程和体会,并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锻炼自己,掌握好本领准备上前线杀敌。陈沫暗暗下定决心:要向张然和学习,经受住各种考验。

  1939年夏天,为训练培养抗日骨干,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等4所学校的师生1500多人,迁到敌占区去办学,合并后成立华北联合大学。7月12日,“华北联大”从延安出发,与抗日军政大学同行,向晋冀鲁豫边区进军。中央决定将“抗大”和“联大”两校合并为一个纵队,番号为“第五纵队”。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任纵队司令兼政委,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为副司令员。“华北联大”是纵队的一个独立旅,校长成仿吾任旅长兼政委。中央派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护送,旅长彭绍辉亲自指挥这次行动,派了两个主力团来掩护“华北联大”师生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9月,独立旅艰苦跋涉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灵寿县的陈庄。

  这次长途行军,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对于每个学员来说,是对自己的革命意志和艰苦奋斗作风的一次前所未有的锻炼和考验。陈沫和战友们一样,以苦为乐,咬牙坚持。在行军中,经过烈日酷暑,风吹雨淋,摸爬滚打,忍饥挨饿,他衣衫褴褛,身上和头发都长了许多虱子,肌肉骨骼到处酸痛难受。但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团结友爱、互相鼓舞下,加上自己的自强不息的意志支持,他一直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在休息时刻,他和同志们都乐呵呵地开玩笑说:“这是我第一次和虱子交上了朋友!”“这是革命的虱子!”

  经过严峻的考验和磨练,昔日的“南洋仔”,变成一名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39年9月,陈沫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12月,华侨学生们从“华北联大”毕业,根据革命需要,分别分配到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边区工作。陈沫经组织分配,到八路军一二○师工作。陈沫早就仰慕我军创始人之一贺龙将军,现在竟然在贺龙将军麾下成为一二○师这支劲旅的一员,内心十分激动和荣幸!其时,蒋介石、阎锡山正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二○师在晋西北武装冲突中,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开展反摩擦斗争同时,与侵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陈沫在晋西北随军转移、作战期间,亲眼所见,耳闻所及,都是日寇横行霸道、穷凶极恶留下的惨象。陈沫和战友们深入日本侵略军的后方心腹地区,转战于山西、河北、绥远(今内蒙)等地。

  解放后,陈沫曾任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外交部侨联主席等职,2007年10月16日在北京病逝。

南侨机工里的永春华侨

  1939年,在“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下,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机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服务团”,分9批回国,辗转于滇、黔、川、桂、湘以及缅甸、印度等地,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世界各国援华和海外华侨支持祖国抗日的军用物资,在这条运输战线上坚持至抗战胜利。

  这其中就有不少永春华侨的身影。其中第3批回国机工580多人,包括了麻坡永春会馆征集的数十名永春籍机工,1939年3月27日从新加坡集中出发,经过几昼夜的航程,再由西贡转车抵达昆明。总领队是麻坡侨领刘贝锦,祖籍永春县湖洋镇锦凤村,1902年5月生于马来亚麻坡。刘贝锦后来担任华侨先锋大队大队长。

  南侨机工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留下许多悲壮动人的事迹。“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1941年1月27日《新华日报》)

  刘瑞齐,永春县桃城镇留安社区人,生于1914年,10多岁时随堂兄到马来亚谋生。1939年春,新婚的刘瑞齐得知召集机工回国抗日的消息,悄悄开车到另一个城市报名。出发前一夜,细心的妻子似乎看出了端倪,就悄悄问他:“你是不是想回国?”刘瑞齐咬咬牙,没有说出实情。妻子放心地熟睡了。夜里,刘瑞齐起身把自己的手表、结婚戒指及写给妻子的信包好,放进妻子的大衣柜里,把钥匙放在梳妆台上,深情地看了妻子一眼,默默地离开了家门。刘瑞齐不辞而别后,妻子忧郁成疾,卧床不起。老岳父写信让他无论如何能有机会南返探望。读着信,刘瑞齐泪如雨下,但他还是狠心地回信说:“中国抗战一日未胜利,我就一日不能回去!”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救国,刘瑞齐再也没能见到新婚的爱妻。新中国成立后,刘瑞齐回到永春,最后在永春化肥厂退休。


刘瑞齐

  孙其文的父母祖籍永春,定居于马来亚麻坡。他是个独子,回国前已结婚,有个两岁的儿子。他瞒着父母与妻子报名参加第六批机工团。后来父母病逝了,妻子气疯了,不久又失踪下落不明,儿子被妻舅收养。孙其文在回忆往事时说:“祖国在危难关头,不去拯救,大家都要当亡国奴。有国才有家,国亡家难保。国难当头,爱国不爱国就要看实际行动。”第六批机工团是由新加坡红灯码头上轮船,再经安南转乘火车到昆明的。军训后被分配到西南运输第13大队第39中队,奔赴滇缅公路从事军运工作,驻扎在遮放一带。因技术上过关,孙其文被编入“华侨先锋运输大队”,被任为分队长。任务是从缅甸八莫、腊戍一带,抢运盟国支援的军用物资回保山。


孙其文

  颜世国,1914年出生于永春,5岁时随父亲移居马来亚怡保。1939年春节,颜世国在马口埠结婚,夫妻俩相约将结婚戒指和节省下来的婚宴费用都捐献给当地的筹赈会,以支援祖国抗战。不久,颜世国决定应征机工回国。此时,妻子已有身孕,他把妻子送到槟城岳母家中安顿。然后跑到新加坡报名回国。有一回,颜世国与战友们运载一批军火到达功果桥边,突遇日机轰炸,桥面已被炸坠入江中。机工们寻来几百只汽油桶扎成大浮筏,两边用绳索连接,铺上木板,再将船两头用钢丝拉到两岸的滑轮上,建成一座“油桶桥”,汽车就在这样的“桥”上运输军火、士兵。


颜世国

  林广怀,原名林江海,1919年出生在永春一个名为“土角楼”的小山村,未满周岁就跟随父母去了马来亚。得知陈嘉庚要招募南洋机工回国服务,他立马跑去报名。祖母从报纸上得知后,以他为家中“长子”为由坚决阻拦。过了5个月,他又跑到芙蓉埠报名,改名为林广怀。他成为南侨机工第八批成员之一,经回国集训,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十七大队华侨补充队。为了安全,车队往往选择山路行进,道路险要,夜间运行还不准开灯,只能摸黑前进,敌机随时都在狂轰滥炸。往返过程历尽艰险,但林广怀始终抱着“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的信念。抗战胜利后,林广怀因车辆轮胎受损待命,错过返回南洋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在重庆国营运输公司工作。2012年1月18日,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范照兵慰问林广怀,林广怀还唱起慷慨激昂的《九一八》之歌。同年6月11日在重庆去世。


林广怀

  □ 姚清地 林联勇

    【 责任编辑:康鸿杰 叶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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